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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imes中文網見習研究員 王錚 編譯 | 2013年04月25日 星期四 04:46 AM

文/CNN記者Jaime FlorCruz  文章來源:大西洋月刊

如果曾經有人說有一天我會為《時代》雜誌去採訪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或者坐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旁邊做CNN的獨家專訪,我一定會說:"別開玩笑啦!"

我在十多歲的學生時期確實夢想過成為一個記者,但那只是純粹的胡思亂想罷了。當1971年我第一次來中國的時候,我從未想過,多年之後,我將是一個報道全球政客和中國重大事件的國際記者。難以想象,我會成為被大肆吹捧的"中國奇迹"的見證者。

我的事情是命運的際遇。

一切都從1972年8月21日開始,我接到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開始在中國長達三周的訪問。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外交弱勢國,很少有國家保持官方外交關係,很少人會來大陸旅遊。當一些大膽的遊客從中國返回后,很多都遭到了當時的反共熱潮的政治迫害。

如同大部分國家一樣,菲律賓與當時一片紅色的中國沒有官方外交關係,我們的護照上蓋着政府警告:"在共產主義國家將不再生效",如蘇聯、古巴朝鮮和中國。

為了不在機場被阻攔,我們團體低調地分批從馬尼拉機場乘飛機離開。1971年8月20日,我坐在飛往香港的國泰航空CX900的19A的座位上,在那裡遇到了我們團隊的其他14個成員。我們組成了前往中國的"菲律賓青年代表團",由進步組織聯盟菲律賓民主運動組織的Chito Sta. Romana負責,。

我們是一個由青年領袖和專家組成的混雜團體,其中的大多數屬於當時的"激進"群體:《馬尼拉時報》的知名記者Roz Galang,菲律賓洛斯巴諾斯大學教授Leo Rimando,穆斯林學生Nizam Abubakkar,本尼迪克特教團僧人Carlos Tayag,學生領袖Eric Baculinao等,女權主義者Vicky Segui 和 Marita Almoradjie,勞工維權者Bert Silva和我的同伴校園編輯Victor Manarang。

我當時是菲律賓商學院(后更名為菲律賓理工大學)的高年級學生,主修廣告。當時我是校報"Ang Malaya"即將離職的主編,同時是一個全國性校園記者組織"民主社會編輯聯盟"的主席,我們處在菲律賓青年運動的激進部隊之中。

了無生氣的年輕人

幾年前,我完全不可能符合標題的描述。我出生在布拉乾的馬洛洛斯市一個從事技術工作的家庭,在家裡六個孩子中排行第五。在一個相對舒適和滿足的環境中,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童年。我不是那種特優生,但是中學入學考試的優秀成績讓我進入了鎮子里最大的公立中學的尖子班。我在學習成績上並不出色,但對課下生活卻很積極,參加了童子軍和學生會,並在學生報紙編輯部做體育編輯。

和很多同時代的人一樣,我的願望很簡單,完成學業,找一份穩定的工作,找一個既漂亮又有錢的妻子,開上一輛野馬車。憑藉我的成績我去了一所馬尼拉男子大學,它是全國最好也是收費最高的大學之一。那所大學吸引了很多聰明人,包括一些有錢有社會關係的家庭的孩子,其中一些真的是開着野馬車來上學的!

我間接地感受到我到達了生活的頂峰。事實上,我完全不適合那種精英學校,本地話有一個形容這種人的詞叫"probinsyano",我就像《阿甘正傳》里的阿甘一樣另類。

為了適應校園生活廣交朋友,我在同一時間加入了校報、校合唱團和校田徑隊,我還擠出時間參加舞會,和女孩子約會。最後我社交關係大幅提升,但學習成績開始堪憂。在上了一年後,我的英語和數學都掛了科,被大學勸退了。

我發現墮落和進步一樣地快,又羞又惱,我讓以培養優秀學生為傲的家裡人徹底失望了。考慮了各種因素后,父母送我去了菲律賓商學院(PCC)。它是公認的垃圾大學,以培養秘書和會計而不是律師和醫生為人所知。

PCC是我人生的又一大轉折,我在1967-1971年在那裡上學時正是混亂時期,美蘇捲入了冷戰,中國開始了轟動的文化大革命,同時還在鼓勵着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進行革命。

越戰進入白熱化,從洛杉磯到巴黎,從慕尼黑到馬尼拉,年輕人都在要求和平期待改變。在菲律賓,本地的學潮在60年代末滲透,最終在1971年初達到高潮,這就是後來被稱為"第一季風暴"的事件。

我加入了FQS組織("第一季風暴"中的激進組織),開始我們抗議的是一些日常議題,比如貧窮學校設施和不公正的學費上漲。之後我們開始關注國內和國際話題,開始反越戰和菲律賓政府對其的默許。我們抗議菲律賓的美軍基地和基地中以"看成熊"為理由殺害菲律賓人的行為。我們揭露警察暴行,綁架,被失蹤,媒體審查,腐敗和偏袒。我們反對迫在眉睫的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的軍事獨裁,他通過訴諸戒嚴令的辦法讓自己免於下台。

PCC成了學生激進分子的中心。街頭示威時,我經歷過警察灼熱的催淚瓦斯和毒打。在一次示威遊行中,一個警官在柏油馬路上阻止我時用槍托打我,我的頭和下巴都留下了傷口。那晚,我因被稱拒捕與攜帶致命武器而被拘留在監獄,而這些指控都是偽造的。

警察的暴行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我成為一個學生激進分子和青年領袖。支持者稱我們是"變革的催化劑"和"國家的希望"。而瑪科斯政權則把我們標誌為"大麻煩"和"共產主義鼓動者"。

我對中國才剛剛開始了解,我讀過一點相關的書,幾個月前聽一個菲律賓記者和企業家談起過他們的中國之旅。我甚至在抽屜里放了一本毛澤東的《紅寶書》並且翻過幾次。但我對當時一般就叫做"紅中國"的這個擁有8億勞動力的國家知之甚少。我第一次看中國的宣傳電影《東方紅》的時候,在兩個小時的時長中半途就睡著了。但我還是像同齡人一樣,想看看這個正在形成中的共產主義國家的樣子,卻不知道會看到什麼。

8月21日,我們乘坐火車從香港抵達大陸,過了邊境的羅湖橋到達了深圳,深圳當時還是廣州省一個沉睡的漁村。在深圳我們又坐了一列到廣州的火車,在走馬觀花地看了一些廣州城后,我們坐上了一架噴氣式飛機前往中國的首都。

飛機於深夜抵達北京,我們的心思都在這次不尋常的刺激的旅行上。一到機場,我們就受到了一個由棕色頭髮的中國幹部組成的隊伍和紅臉蛋的紅衛兵們的歡迎。他們一邊揮舞着紅寶書一邊喊着口號:"中菲友誼"和"解放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我們用一段激動的菲語國際歌的演奏作出回應。

我們立刻被紅衛兵的軍事氣氛所感染,我和他們握手就好像我們是遺失多年的同志。事實上,我們看起來像不同世界的年輕人,我的嬉皮士式髮型幾乎和女紅衛兵的短髮一樣長,我的着裝--條紋襯衫,喇叭褲和雷朋太陽鏡和他們的白色棉質襯衫,布袋褲和無處不在的毛主席圖案背包被擱在一起。

開始流亡

在北京之旅的前幾天,我們並沒有注意菲律賓國內的情況。豈料在8月21日晚上的幾個小時內,在米蘭達廣場自由黨競選集會上一個手榴彈爆炸,集會人群中數人死亡,數十人重傷,這其中包括一些希望瑪科斯總統的黨派下台的自由黨高層領導。

同一晚上,瑪克斯總統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廢止了人權保護令,從而允許警察隨意逮捕和扣留市民。緊接着就是一輪逮捕,其中包括像我們這樣的學生和青年領袖。

幾周后,瑪克斯政府在報紙上發佈了"通緝令",名單中包括我們旅行團的一些成員。這種國內政治不確定性讓我們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暫緩回去的計劃,因為家裏面和律師都擔心我們一返回就會被捕。

我們的訪問隊伍中的十個人在三個月的等待后終於可以離開中國了,而我們五個最終仍留在外面。律師建議我們:"等待進一步通知。"然而就在一年後,也就是1972年9月,瑪克斯瑪克斯宣布了戒嚴令,之後又是新一輪的逮捕。又一年過去了,我們的菲律賓護照過期了,我們發現自己被擱淺在中國了,本來三周的訪問最終變成了一場無期限的流亡。

我們既震驚又沮喪,正處最寶貴的時光的我們,就像毛主席形容青年"像八九點鐘的太陽"一樣。我當時20歲,渾身充滿了活力和理想。

在中國我在哪兒能發泄我的年輕活力和理想主義?通過什麼方式?我們發現自己身處一個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不會講漢語,孤獨思鄉,窮困潦倒。

為了糊口也為了更好地利用這點時間,我們在湖南的一個農場志願工作。在那裡我們加入了一個種植水稻、養豬、撿茶葉的生產大隊。一開始,在中國公社工作的想法--了解共產主義怎樣運作的第一手資料--聽起來聽浪漫的,然而很快,浪漫色彩就褪去了。農產工作既乏味又費力,即便我們不缺食物和住房,我們還是過着一種斯巴達式的生活。為了對抗潮冷的冬天,我們學會了使用原始的木火爐。我們一個月1-2次在一個小時路程遠的城市賓館被招待洗一次熱水澡。

更大的問題是,農場生活單調乏味。除了讀書和打乒乓球,業餘時間我們幾乎沒什麼可以消遣的。在娛樂室有一台黑白電視--整個農場唯一的一台--但我們剛去的時候它的保險絲就燒斷了,之後再也沒修過。

1973年,我們搬去山東煙台的捕魚合作社工作。我在一所航行在渤海的拖網漁船上做學徒,和其他中國工人一起捕撈捕魚、明蝦和其他海鮮。我們一般一次航行5-7天,在途中承受着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和寂寥的深夜。

在幾乎沒有英文書,海外的消息也很有限的情況下,我開始學習漢語。我和同事聊天來完善口語普通話。為了擴大詞彙量,我從詞典和各種出版物上手抄詞彙和短語。

我們的中國東道主儘可能地提供我們材料和物資。然而他們沒辦法治療我們強烈的思鄉症。有時,當事情變得黯淡,無希望的時候,我和流亡的同伴互相安慰說:我們能克服的,我們比瑪克斯年輕,我們可以耗過他。

耗過瑪克斯

我們確實做到了。我們不僅活過了瑪克斯,並且也讓自己有所提升。1974年的秋天,我進入北京語言所(現稱北京語言大學)並獲得了漢語言及翻譯的專科證書。1977年-1982年這段時間,我進入北京大學,拿到了中國歷史學士學位。

在這段時間裏,我兼職為一群北大準備讀碩士研究生或拿海外獎學金的教授教英語,同時也給北京師範大學的英語專業學生教英語。

我在CCTV一周一期的"星期天英語"欄目上教了幾首英文歌之後,能快成為一個本地著名人物。同時我還是1981年在北京競標賽奪冠,全國大學生競標賽第三的北大籃球隊的隊員。

我長期在中國的經驗,再加上我流亡期間獲得的雙語技能和跨文化背景知識,最終成為了幫助我獲得第一份記者工作的可靠憑證。

1980年,當我正在讀北大大四學年的時候,《新聞周刊》聘用我在新創的北京分部做"新聞助理"。我的主要工作是幫助主編搜集信息和翻譯。

那一年,"四人幫"在北京被審判。12月,《新聞周刊》的主編剛好離開中國去度聖誕假期,在絕望中《新聞周刊》讓我去寫作當時被認為是"世紀大審判"的新聞。連續兩周,我小小的署名出現在雜誌審判報道的底部。

這標誌着我在中國做國際記者的開始。這些年來,我先後為《時代》雜誌(1982-2000)和CNN(2001至今)報道中國新聞。

實現我的職業目標也並未輕而易舉。我花了六年才成為《時代》雜誌的特派記者。我必須打破天花板,克服專業障礙,政治偏見和種族歧視,而英語並不是我的母語。我必須得加倍努力來證明我的毅力,我必須不斷地展示我可以像其他人一樣專業。我也很幸運,我找到了駐北京的記者團的老師和朋友們。他們以專業同行的態度接納我,並稱讚我作為記者和中國觀察家所做出的獨特的貢獻。同樣,我的中國人熟人,把我當做一個碰巧為西方媒體工作的朋友,認為我是一個在不憤青地情況下對中國進行批判的人。

當我在80年代初開始記者工作的時候,中國的話題只不過是一個二三十個記者報道的"苦差事",而如今來自300家左右的媒體組織的超過700名記者在報道這些正在成為世界最重要的事的新聞。在中國的採訪工作,現在成為記者最垂涎的工作之一。

見證中國巨大的變化並從旁觀者的位置報道是一種特權,也是一種樂趣。只不過我還是會胡思亂想40年我如果沒有進行這趟命運般的旅行是怎麼樣的。總之壞事變好事了。

 Jaime "Jimi" FlorCruz的記者生涯從1980-1981年期間做《新聞周刊》的特約記者開始,1982年他加入了《時代》雜誌北京編輯部做記者,1990-2000期間《時代》任雜誌北京編輯部主編。2001年他進入CNN同時擔任記者和北京編輯部主編的工作。Jimi目前和妻子Ana Segovia住在北京,並育有兩個孩子Joseph和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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