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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 2013年08月19日 星期一 17:45 PM

學術界對中國經濟是如何起飛的持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觀點把中國經濟起飛歸咎於經濟全球化。依據這種觀點,中國經濟起飛是對外開放政策的結果,即沿海地區的經濟特區的建立,對外貿易開放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這種觀點認為中國以外資為主體、以出口為導向的製造業為中國的數百萬農民工創造了就業機會,提高了他們的收入,由此廣泛地減少了貧困。有關中國經濟起飛的第二種觀點則強調內部改革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國農村和內陸地區的改革。這些改革主要包括農業價格體系的改革、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以及由鄉鎮企業的發展帶動的農村工業的發展。

中國早期的外部改革在政治上意義上是非常深遠的。經濟特區的建立當時存在很大的意識形態爭議。所以經濟特區的建立是改革派領導人對保守派的勝利的一個重要標誌。另外,國外直接投資的進入也不可能是一個自發的過程。

國外直接投資是一種必須通過政策和法律框架明晰的改變而引發的經濟現象。文革結束僅僅三年,中國政府就於1979年通過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明確承諾保護外國財產的安全。這一舉措在政治上是極具開創性的。

但從經濟意義上來講,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的貢獻遠遠不如中國農村工業。在外商投資的鼎盛時期,國外直接投資的企業雇傭了1800萬員工(2010年的數據)。相比之下,即使在處於低谷的1978年,鄉鎮企業的就業數量也已達到了2800萬員工。在1978年到1988年間,中國的貧困人口減少了1.54億,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改革30年中最了不起的成就。但在這個減貧過程中,國外直接投資可以說沒有起任何實際作用。在1985年,外資企業就業僅為6萬人,1990年也只有66萬。但同時期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分別為6980萬和9270萬(國家統計局,2011)。

可以說,始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中國經濟起飛和之後20年的大規模的減貧完全得益於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和中國的內部改革。外部改革的貢獻極其有限。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農村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在那個年代那些所謂被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國發展模式的必備特徵--比如由國家主導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和重商主義其實根本就不存在。在20世紀80年代,人民幣匯率高估。除了1982年、1983年和1990年,中國的貿易在1980年到1990年間均為逆差。(相反的是,自1989年以來,除了1993年,中國每年都出現貿易順差。)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是消費驅動型,家庭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在50%以上。相比之下,近幾年家庭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只有35%。

要了解中國的經濟如何起飛,需要對它的農村發展有準確和詳細的認知,尤其是以鄉鎮企業崛起而帶動的農村工業。許多中國的學者認為,鄉鎮企業擁有與眾不同的所有權結構,即它們是由當地政府而不是民營企業家所有和經營的。一般經濟學文獻認為,政府所有的企業是低效率的,其發展是不可持續的。這種對鄉鎮企業是地方政府國有的認知,加上對中國政府嚴格管制金融的普遍看法,使許多學者斷定中國經濟增長是對傳統經濟學強調私人企業和自由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一個巨大反證。

在本文中,我要闡明下述觀點:所謂中國經濟發展是對傳統經濟學的一個挑戰的觀點是沒有數據和事實支持的。我這個觀點是基於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量的政府和銀行文獻和數據的分析。我的研究表明,在改革的最初階段,絕大多數的鄉鎮企業就已經是私有,另外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施行了有很多頗具意義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正是農村的私人企業的發展和金融改革造就了中國諸多聞名世界的成就,這些成就包括貧困的減少,由個人消費(而非企業投資和政府支出)所帶動的GDP的快速增長,以及在20世紀80年代收入分配水平和結構的改善。

但是中國學者關於當前中國金融部門完全由國家控制這一判斷是完全正確的。這個共識顯然和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源於金融自由化的觀點是有矛盾的。如何解決這個事實或者推理的矛盾?我在前文提到的文獻中找到了答案:中國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這段時間放棄並全部逆轉了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實施的金融去國家化的改革。這一政策逆轉損傷了中國億萬農民的福利,但西方甚至中國學界對這段歷史似乎一無所知。

我的討論以中國農村為重點。首先是因為中國經濟先是在農村起飛的。另外,中國農村的發展也影響了中國向市場經濟全面過渡的步伐和速度。這首先是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口絕大部分是在農村,因此農村的發展基本等同於中國整體的發展。另外中國的自發的市場經濟類似於熊彼特式的資本主義起源於農村而不是城市,所以農村的改革進程從本質上來講是中國向市場經濟全面轉型的上限。20世紀90年代農村改革的逆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國經濟整體的轉型並影響了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性質。農村的改革具有相當大的外部性。20世紀80年代,農民相對於當時的政治和政策的鬆動的供給彈性遠遠超過城市居民,在很短的時間內農民企業家已經和城市的國有企業展開了直接競爭,同時強有力地推動了城市改革。同理,農村改革的逆轉也是有外部性的。農村改革的逆轉不僅抑制了農村的企業家精神,而且減緩了中國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型的速度。雖然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城市的改革步伐相對較快,例如在對外開放方面,對虧損的小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和住房制度改革,但是這些改革根本沒有動搖國家在中國經濟中的絕對控制地位。

本文的第一部分論述了農村的初始條件和改革的具體措施如何使得中國農村的市場經濟迅速崛起。第二部分討論了鄉鎮企業這一中國農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政府文件的仔細分析顯示,與學界普遍觀點相反,鄉鎮企業可能是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私有經濟發展的案例。本文的第三部分討論了20世紀8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逆轉。第四部分則提供了一些關於政策逆轉可能如何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增長構成的推理性評論。

中國的農村改革開始於1978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效果立竿見影。農村的人均收入在1978年到1984年間增長了兩倍多,實際農村人均消費在1978年到1983年間增長了51%。此外,在改革的第一個十年中,農村貧困程度急劇下降(Riskin,1987)。

相當一批經濟學家認為,中國農村的改革僅僅是對當時農村現狀的一個微觀調整(Lau,Qian,Roland,2000)。他們的依據是:首先,中國沒有廢除所有的計劃價格,僅僅是轉向了價格雙軌制體系。在這個體系下,農民在以國家規定的價格向國家履行完他們的義務以後,他們可以基於市場價格出售農作物。其次,土地沒有私有化,而是長期租賃給農民。再次,國有企業也沒有被私有化,只是政府擴大了企業家創業的空間。基於對中國農村改革微觀調整這種理解,有學者提出了這樣一個頗有影響力的觀點,他們認為,與進行制度改革相比,放鬆現有政策約束是一種最優的選擇。他們設立的理論框架的一個重要的實證支持就是鄧小平時期的農業改革。他們認為鄧小平時期的改革是小步驟的,是極為謹慎的(Hausmann,Pritcett,Rodrik,2004)。換句話說,鄧小平時期的改革是改良而非革命。

但鄧小平自己似乎不太同意這種說法。他在1984年時曾經說過(農村經濟研究組1998年引述):“這幾年進行的農村的改革,是一種帶革命意義的改革。”哪一種觀點是正確的呢?我認為,這取決於我們所使用的基準。西方經濟學家常用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來作為評價中國的基準,“華盛頓共識”包括私有化,放鬆管制,金融自由化,法治,以及民主化。依據這一標準,中國農村的改革確實是溫和和謹慎的。但鄧小平的基準則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們用霍布斯(Hobbes)的話來形容文革期間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的命運,那就是“悲慘的,殘酷的,和短暫的。”這是一個動態的衡量基準,從動態角度來講,農作物價格的部分市場化,土地租賃,和數百萬的農民企業家的出現,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一種帶革命意義的改革。”

農村改革絕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當時中國宏觀政治方面出現了相當大的改革。中國領導人採取多項措施並通過各種公開的渠道來建立政策的公信力和人民對政治穩定的信心。1979年,中國政府向以前被劃為資本家和地主的人群歸還了他們被沒收的財產,包括他們的銀行存款,股票,黃金和私人住宅。此外,大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參與市場活動而被囚禁的犯人也被釋放。(一項調查顯示,早期約10%的個體戶有被囚禁的經歷。)1980年,中國的兩位副總理親自向一位女企業家帶去了新年的問候,她收到了在北京創辦企業的第一張許可證。1981年,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一項決議,民營企業家作為“個體勞動者”,由此獲得了加入共產黨的資格。(學者普遍認為民營企業家第一次獲得黨員資格是在2001年。實際情況是中國領導人在2001年對在1989年出台的禁止民營企業家入黨的規定作了一個調整。)1984年,溫州釋放了8位農民出身的企業家(他們在1982年因貪污被捕),隨後還歸還了他們的財產,並在當地的報紙上公開道歉。溫州在當時還只是一個落後的小鄉村。此外,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還引入了村民選舉

因為經濟學家通常將限制政府權力看成是公信力的來源,所以他們會低估中國政治從文革那種反覆無常的狀況過渡到鄧小平時代政局穩定的邊際效應。就政策層面來講,從文化大革命期間消滅所有私營經濟到鄧小平時代的支持立場,這是一個根本的、方向性的轉變。認識到這些當時中國政治和政策的演變也幫助我們解決一個悖論:為什麼即使在國家仍具有絕對權力的情況下,沒有法制,沒有產權安全,企業家仍願意投資。原因是在20世紀80年代,企業家不再面臨被囚禁和被槍斃的風險,他們的人身獲得了保障,雖然他們的財產還不具備充分的安全。在鄧小平時代中國在保障經營者人身安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這是20世紀80年代企業家投資安全的主要來源。同理分析,隨着文化大革命在人們的記憶中消退,經營者的人身安全不再會發生激勵作用,而私人財產安全和法治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會變得更加重要。

政策和政治的穩定對於雙軌制價格體系的運作至關重要。西方經濟學家認為雙軌制價格的一個優勢是它簡單的運行機制,但是他們忽略了雙軌制價格的一個前提條件,即農民必須對政府計劃頒佈的生產指標有穩定的預期。但獲得這種穩定預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一個不受制約的體制中所謂“棘輪效應”非常普遍,即計劃者根據前期的業績加大計劃指標。雙軌制在中國的成功說明中國避免了“棘輪效應。”其實雙軌制既不是一個新的發明,更不是中國人的發明。蘇聯曾進行過多次嘗試,但都沒有成功。中蘇兩國經驗表明,雙軌制能否成功取決於一個政治體制能否避免“棘輪效應。”雙軌製作為簡單或者複雜的技術機制是一個次要或者根本不重要的因素。鄧小平時代的中國領導承諾不提高計劃指標,而且他們的承諾是有公信力的。這是中蘇在施行雙軌制改革方面最大的區別。雙軌制在中國的成功實際上是鄧小平時代中國政治的成功。

中國和蘇聯在另一個方面的區別是經濟結構。中國的改革開始於農村,而且中國當時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而蘇聯已經是高度工業化了。在其他條件相當的情況下,農村比城市更容易產生私營和市場經濟。中國現在很多大型的製造業的私營企業不是在北京或上海,而是起源於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農業大省,比如浙江、湖南、安徽和四川。

這個現象是有體制原因的。計劃經濟在農村實施要比在城市實施困難。農村經濟受許多隨機因素影響,比如天氣和土壤條件等。從政治角度來講,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對城市的巨大的政治衝擊。在文革期間,中國城市地區被掃清了所有資本主義的殘餘。但是在中國農村,當時還有一定的自由市場活動。在農村殘餘的自由市場活動為鄧小平時代農村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礎。農業改革一個非常成功案例是土地承包制,但土地承包制的運行要求承包方對經濟剩餘價值有一定的知識。當時在中國農村還有一定這方面的知識(可能是因為農村還有一定的自留地),但在城市已經消失殆盡了。農村的自由市場活動的殘餘從功能上講相當於一個政策乘數,即它擴大了經濟改革的影響。這個道理也能解釋為什麼同樣的改革在類似於中國和越南這種農業經濟國家會引發巨大的供給效應而在工業化的蘇聯卻沒有任何效果。(同樣,這也是為什麼這些改革在中國城市也沒有成功。)有利於市場經濟發展的環境和初始條件和經濟改革是一種互補的關係。

中國經濟的起飛不僅僅是糧食生產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改革為農村的勞動力轉向高附加值的工業生產和服務創造了條件。根據一項研究,中國五分之四的收入增長來自於配置效率的提高(Riskin,1987)。

鄉鎮企業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們提高了農村收入,吸收了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也為20世紀80年代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做出了貢獻。這些農村企業所生產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6%上升到1996年的26%(Naughton,2007:274)。此外,他們還為中國經濟注入了競爭。在外資企業仍被限制,城市私營企業規模還很小的20世紀80年代,這些農村企業成為當時和國有企業競爭的唯一力量。它們削弱了國有企業在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壟斷,在中國經濟轉型中發揮了“催化劑的作用”(Naughton,2007:271)。

學術界對鄉鎮企業有一個普遍的認知。一本中國經濟的教科書是這樣描述這個普遍認知的:“鄉鎮企業具有一種不尋常的所有制和公司治理體系。在這個歷史時間段(1978~1996)鄉鎮企業具有很獨特的產權結構。鄉鎮企業是起源於人民公社時期,所以它們絕大多數是集體所有制......”(Naughton,2007:271)集體所有制意味着鄉鎮企業的所有權屬於處於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基層機構,比如鄉、鎮政府。羅蘭認為鄉鎮企業這個所有制的特徵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挑戰。因為如果鄉鎮企業是公有制體制,一般經濟學會認為鄉鎮企業應該是沒有效率的(Roland,2000)。主流經濟學有一個很強的理論先驗,即只有私有制才會激勵企業家去投資並承擔投資風險。然而,令人費解的是,雖然鄉鎮企業沒有這些激勵機制但它們卻有很強的和很出色的運營表現。

經濟學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論,有些理論是建立在嚴格的數學模型上,來解釋為什麼鄉鎮企業作為公有企業還會有傑出的經營表現。例如,有學者認為,鄉鎮企業的一個優勢是由當地政府提供的政治保護,因此,在具有明顯偏向性的金融體系中,他們可以優先得到資本(Chang & Wang,1994;Li,1996)。另有學者建立的模型將鄉鎮企業視做法律體制薄弱環境中的一個有效替代品(Che & Qian,1998;Roland,2000)。斯蒂格利茨進行了進一步的探索。他認為,轉型經濟中最大的難題不是私有經濟不發達,而是私有經濟侵蝕國家財產的行為。而鄉鎮企業的公有所有制有效地統一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同時又防止了私有經濟對公有財產的侵蝕(Stiglitz,2006)。

這一系列的理論都基於一個重要的實證前提--即鄉鎮企業必須是公有制的。但是,這個前提成立嗎?

西方學者認為鄉鎮企業起源於大躍進期間(1958~1961)農村的“社隊企業”,所以鄉鎮企業理所當然被認為是集體所有。這種觀點並不完全正確。中國在1978年有150萬個社隊企業。但是到了1985年,已經有1200萬家企業被貼上了鄉鎮企業的標籤(農業部,2003)。很明顯,絕大多數鄉鎮企業和大躍進沒有任何關係。它們是始於1978年的農村改革的產物。

在我所研究的記錄中,“鄉鎮企業”這一稱呼第一次出現在國務院於1984年3月1日印發的一個政策性文件里。這一里程碑式的文件為鄉鎮企業提供了新的政策依據,它用“鄉鎮企業”正式替換了之前的“社隊企業”。正如文件中所指出的,這主要是因為舊的名稱不能準確地描述和涵蓋農村改革催生出的大量新型企業。文件的第二段給出了如下鄉鎮企業的定義(農業部,1985:450):“鄉鎮企業包括由鄉和鎮創辦的企業,由農民組成的聯營企業,其他聯營企業和個體企業。”

由鄉、鎮主辦的企業是集體所有的,但它們僅僅是鄉鎮企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西方經濟學界,由鄉,鎮主辦的企業卻被錯誤地認為代表了全部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其它兩個組成部分是名副其實的私營企業。私營的鄉鎮企業是按規模劃分的。所謂個體企業就是西方的法律架構下的獨資企業。這類的企業一般雇有7名或者7名以下的員工。所謂聯營企業是20世紀80年代的比較大型私企的代名詞。聯營企業一般有多個創辦者或股東(通常沒有親屬關係),並且雇傭7名以上的員工。隨着時間推移,中央政治局在1987年的一份重要文件中,開始明確使用“私營企業”(《中國鄉鎮企業年鑒》,1989a:138),從此“私營企業”就正式得取代了“聯營企業”這一名稱。

我查到的所有政府文件里對鄉鎮企業的定義無一例外地都涵蓋了私有企業。在這裡我提供四個來自官方政策文件和參考文獻的節選。第一,由山西省鄉鎮企業管理局(1985:1)編寫的一份文件把鄉鎮企業明確界定為“屬於集體所有或者屬於個體所有”。第二,1989年農業部在一份向國務院做的關於鄉鎮企業發展情況彙報中有這麼一段總結:“當前,一大部分鄉鎮企業是個體工商戶和聯營企業......目前,在西北、西南以及其它的經濟落後的地區,個體工商戶和聯營企業在鄉鎮企業中占很大比例”(《中國鄉鎮企業年鑒》,1990:4)。第三,中國農業銀行在1987年發佈的有關鄉鎮企業貸款政策文件中要求各級分行不僅要借貸給鄉、鎮一級的企業,也要借貸給聯營企業和家庭企業(《中國鄉鎮企業年鑒》,1989b:524)。第四,一份來自《中國鄉鎮企業年鑒(1978~1987)》的分析說道:“比起國有企業,鄉鎮企業......是集體所有或個人所有的企業,它們擁有很大自主權,可以自主決定自身命運”(《中國鄉鎮企業年鑒》,1989b:3)。

中國官方的鄉鎮企業定義和西方經濟學對鄉鎮企業的定義有一個關鍵和本質的區別,即中國官方的定義是一個地理的概念,而不是一個所有權的概念。在官方的定義里,只要一個企業是位於鄉鎮地區既被定義為鄉鎮企業,而不管它具有何種所有權結構。西方經濟學家錯誤地認為鄉鎮企業是一個所有權概念,也就是說鄉鎮企業是屬於鄉、鎮政府。有趣的是,有些中國官員也犯過同樣的認知錯誤。萬里是中國重要的改革者之一,在20世紀80年代擔任分管農業的副總理。他在1984這樣說道:“(一些官員)認為鄉鎮企業僅僅指原來由群眾創辦的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而沒有包括後來由農民自己創立或聯資創辦的企業”(《中國鄉鎮企業統計年鑒[1991]》:128)。

從改革最初開始,絕大多數的鄉鎮企業都是私有企業而不是公有企業。根據農業部的數據,到1985年,中國有超過1200萬的鄉鎮企業,其中1050萬是私有的鄉鎮企業。相比之下,同年只有157萬的鄉鎮企業是集體所有的。在1978年,中國不可能有任何依法註冊的私有鄉鎮企業。也就是說在短短7年時間裏(1978~1985),中國私有的鄉鎮企業從零一舉增長到一千多萬家。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根本不是公有經濟成功的典範而可能是歷史上私有經濟成功發展最引人矚目的案例之一。

 

圖1
圖1

 

圖1根據農業部的數據展現了鄉鎮企業的發展。(農業部的鄉鎮企業的數據比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對企業所有權有更細的分類,但這兩個數據來源提供的數據是完全一致的。)從1985年開始,農業部的數據將鄉鎮企業劃分為三個類別:集體的、私營的、個體的。后兩類均是私人所有的,但它們在雇傭的員工規模上有區別。

鄉鎮企業數量的增長几乎完全是發生在私有經濟內部的。1986年到1993年間,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數量達到高峰,但在20世紀90年中期后,它們的數量就一直大幅度下降。與此同時,個體或家庭所有的鄉鎮企業數量在20世紀80年代始終快速上漲,而私營企業數量在20世紀90年代也經歷了類似的迅速增加。

我們可以肯定官方數據誇大了公有鄉鎮企業的規模,這在20世紀80年代尤為明顯。這主要是因為儘管中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政策調整和金融開放大力支持了私人部門的發展,但是那時中國還沒有一個很好的企業註冊的法律框架。當時有規模的私企一般都被註冊為集體企業。這就是著名的“紅頂”現象。(最著名的“紅頂企業”之一就是由魯冠球創辦的萬向集團。萬向集團現在是中國頂尖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在美國的伊利諾伊州也有其分支機構。)1994年生效的《公司法》使這種情況發生了轉變。新成立的私人企業開始明確註冊為私人所有,之前註冊為集體的企業也被轉為私人註冊實體。這一變化在圖1和圖2中有所表現。在1994年之後,私營鄉鎮企業的數量和員工人數急劇上升,而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數量和員工人數卻相應下降。一些學者將這一發展誤解為是集體鄉鎮企業的私有化的過程。實際上這是一個所有權的明晰和澄清過程。如果我們認為20世紀80年代集體鄉鎮企業的數字被高估了,那麼1994年以後發生變化的是一個數據分類的變化,而所有制本身並沒有變化。

 

圖2
圖2

 

 

圖2表示在20世紀80年代從就業規模上來講集體鄉鎮企業要遠遠大於私營鄉鎮企業。1985年,集體企業就業數量是整個鄉鎮企業部門就業總量的59%。

但這並不奇怪。集體鄉鎮企業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已建立,到80年代中期已有30多年的運營歷史。然而私人鄉鎮企業是在20世紀80年代才成立的新興企業。儘管起步晚了20多年,私有的鄉鎮企業就業規模到1989年已經達到集體所有鄉鎮企業的同樣水平。在整個改革時期(1992年到1994年這一短暫時期除外)集體鄉鎮企業的就業比例一直是在下降。其他指標也充分顯示了私有鄉鎮企業的發展活力。1989年,私有鄉鎮企業的稅後利潤占整個鄉鎮企業部門的58%;工資總額佔45%。總之,聞名世界的鄉鎮企業增長奇迹幾乎全部發生在私有企業部門,而不是發生在公有、集體所有部門。

生產數據同樣也展現了私有鄉鎮企業的重要性。在1987年,私有鄉鎮企業產值佔全部鄉鎮企業總產值的32%。然而,這個綜合數據沒有揭示一個具有重大政策意義的事實細節,即私有鄉鎮企業主要是集中在貧困地區,而集體鄉鎮企業則集中於比較富裕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

 

圖3
圖3

圖3和圖4反映的是1987年的數據。這兩個圖表將中國的29個省份按照它們的人均GDP和農村人口比例分成為三組(中間一組有9個省份)。圖3表明人均GDP排名前十的省份(GDP人均為1473元),私有鄉鎮企業產值在全部鄉鎮企業總產值中只佔31%,是三個組裡最低的。(總產值包括工業部門產出和服務部門產出。)而其他兩個組的比例分別是47%和48%。

河北省的私有鄉鎮企業佔全部鄉鎮企業的比例在全國是最高的,達70.4%。1987年,85%的河北人口是農村人口。相比之下,上海的鄉鎮企業產值中私有鄉鎮企業比例最低,只有6%。這意味着各個省份之間在鄉鎮企業產值中私有企業所佔比例存在着巨大的差別。鄉鎮企業產值中私有企業比例最低的三個地區清一色的都是城市:上海(6%),北京(10.9%),天津(12.2%)。河北和上海、北京、天津的對比說明了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正反兩個方面:即農村是中國私營經濟的大本營,而城市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大本營。(這裡引出一個重要的政策提示:在中國凡是有利於農村發展的政策就一定有利於私營經濟的發展;而凡是有利於城市發展的政策就一定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發展。下文將會回到這個主題。)在農村人口最多的十個省份中,平均鄉鎮企業總產值中的私有企業比例佔49%。而在農村人口最少的十個省份中,這一比例僅是34.6%。當然鄉鎮企業產值中的私有企業比例受很多因素影響,不光是人均GDP和農村人口比重。但它們之間的相關關係相當顯著。根據29個省份的數據,人均GDP和鄉鎮企業的私有企業產值比例雙向相關性的係數為-0.71;農村人口比重和私有企業比例之間的相關係數為0.49。

 

圖4
圖4

大規模的減貧和脫貧是中國改革一項無可爭議的成就。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的貧困主要集中在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要正確認識為什麼中國能夠如此成功地減貧和脫貧,我們必須把研究重點放在中國貧困省份的經濟和商業發展特徵上,而不是富裕省份的發展特徵。如上文所示,在貧困地區,是私有的鄉鎮企業,而不是公有、集體的鄉鎮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工業中佔主導地位。

數據表明,20世紀80年代私營鄉鎮企業的發展影響了中國眾多人口的生計。在1987年,中國有八個省份的私有鄉鎮企業產值佔全部鄉鎮企業產值的一半以上。這八個省有2億6千萬的農村人口(佔中國總農村人口的30%)。另有15個省份的私有鄉鎮企業產值占整個鄉鎮企業產值的30%~50%。這15個省份有4億2780萬的農村人口(為全中國農村人口的50%)。在改革的第一個短短的十年間,私有鄉鎮企業從零起步迅速發展,在中國農村人口近80%的省份形成了相當的規模。毫不誇張地說,中國能夠減貧和脫貧是因為私營企業獲得了產品和要素市場的機會,是因為私有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我認為這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比較尊重歷史和數據的一個判斷。

艾倫等人在他們一篇頗有影響力的文章里試圖解釋為什麼中國經濟在沒有進行金融自由化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增長(Allen,Qian & Qian,2005)。他們認為,其中的關鍵就是非正式的金融是民營企業家一項重要的資本來源。根據這一觀點,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是一種相互替代的關係。要評估這一解釋是否合理,我們需要一些背景知識。和一般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和其他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嚴格禁止地下金融。個人和企業未經授權接受存款和進行貸款業務被認定為嚴重的金融犯罪行為。因此在中國,非正式金融被允許或者被默許已經是金融自由化和改革的一種表現,而不完全或不一定是金融管控的一個佐證。這就是為什麼非正式金融發生在中國改革最為自由的時期(比如20世紀80年代),而不是發生在70年代的計劃經濟時代(雖然計劃經濟時代有很嚴格的金融管控)。此外,非正式金融往往在中國經濟最自由的地區--比如溫州或浙江省發生。這並不奇怪。非正式金融的運作本身就是經濟和金融改革的直接產品。非正式的金融家他們自己本身也是私人企業家。所以那種認為非正式金融的發生是由於金融管控只能是有條件的成立。只有在政府政策打壓或排斥私人部門的時候,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才是相互替代的。否則,它們是互補的。

艾倫等人的研究是基於21世紀初期的數據(Allen,Qian & Qian,2005)。在21世紀初,對於私人企業缺少正式金融的支持這一判斷是完全正確的。但他們錯誤地認為這是中國改革時期30年一直存在的問題。事實上,在農村改革的最初階段,中國施行了影響深遠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儘管這場改革意義重大,但這一事實在中國以外基本無人知曉。這主要是因為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逆轉了這一改革。那種認為中國沒有金融自由化也能經濟增長而且中國的經濟增長挑戰了傳統經濟學重視金融改革的觀點是由於一個巨大的選擇偏差:針對中國的西方經濟學研究大部分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開始的,完全錯過了80年代金融改革的歷史時期。到了20世紀90年代,80年代的自由化改革已被逆轉,而學者把被逆轉的中國金融狀況認為是中國金融的常態。

20世紀80年代的金融改革主要由三部分構成。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