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鈦媒體 | 2013年08月23日 星期五 16:18 PM

原題:高質量新聞沒落,未來誰替我們做調查性報道?
作者:胡泳

鈦媒體註:小編首先想說:長文慎入。不過,以下內容可以說是來自學院派學者關於報業未來、高質量新聞未來最嚴肅的討論之一。

在全球範圍內,報業以及其代表的嚴肅新聞已經走入窮途末路,作者總結了報業面臨三大困境:一,讀者群日益匱乏;二,商業模式難以為繼;三,報業的成本結構完全不具備合理性。而替代報紙的所謂新媒體、社交媒體上,高質量內容卻少之又少。

鈦媒體早已有關於嚴肅新聞出路的討論和報道,比如《不僅報業,報業新媒體也因嚴肅新聞模式而發展艱辛》,再比如《嚴肅新聞的終極出路是公眾資助》。想想未來,作者說出了所有人的擔憂:當報紙作為多元主義和自由言論的支柱坍塌以後,對社會的影響會是什麼?有專業、有道德、有標準的調查性報道,將由誰來做?未來調查性報道屬於傳媒業的勞動密集型工種,來看看作者列舉和討論的七大出路:

哀鴻遍野的報業

10年以前,一個沒有報紙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到了今天,很明顯,至少在目前的形式下,報紙將不能夠生存。

近年來,美國宣布停刊的報紙已超過200家。歐美大傳媒公司最近掀起分拆潮,紛紛集中資源,把公司拆分成“賺錢組”和可賣掉的“不賺錢組”,顯然報業屬於後者。

不妨看看《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案例。它是加利福尼亞州北部最大的報紙,已經幾乎不能存活下去。它正在陷入財政赤字,發行量急劇暴跌,編輯部也有很多員工離開。 2005年,該報的發行量下跌了16.6%,降至40萬份;2006年,進一步下滑至37萬份。為此,報紙減少了本地新聞,也越來越多地採用美聯社的國際 新聞和國內新聞而不是派出自己的記者采寫。2007年,四分之一的編輯部人員被裁撤。

2009 年2月,隨着發行量跌到31萬份,報紙的母公司赫斯特公司發表聲明說,《舊金山紀事報》的財務狀況迫使該報將不得不大幅削減運營成本。從2001年一來報 紙一直在虧損,2008年的虧損額是5000萬美元。聲明還說,如果不這樣做,《紀事報》面臨的命運是,要麼出售,要麼關張。10月,ABC(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報告說,在過去半年內《紀事報》的銷量大跌25.8%,僅為25萬份,構成美國主要報紙中最大的跌幅。如果赫斯特公司決定關閉 該報的話,舊金山將成為美國最大的沒有主要英文日報的城市。

另外一份報紙《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對此評論說:“如果新聞業在這個美國最願意參與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區走向衰落,那麼這是一種不祥之兆。一個多世紀以來,報紙一直被作為一種公 民良知,通過制約腐敗、培育責任或僅僅是讓公眾知情,在促進民主理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不祥之兆到處都是。2012年3月,CEA(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和社交網站LinkedIn聯合發表研究報告稱,2007-2012年,在美國眾多產業中,報業的衰退最嚴重,萎縮了令人吃驚的 28.4%。甚至零售業,在美國經濟陷入不景氣導致普遍工作流失、消費緊縮的情況下,也不過才萎縮了15.5%而已。而且,零售業已經有所回升,報紙的前 景卻依然暗淡無光--在可見的將來,報業下行的趨勢沒有挽回的跡象。

原因何在呢?各路觀察者給出了不同的解釋,筆者以為,報紙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讀者群的日漸匱乏。報紙要想繼續存在,需要有一定數量的讀者支撐。然而,隨着人們注意力的轉移,以及年輕人未能發展出一種新聞閱讀習慣,報紙的讀者在 不斷萎縮。遊戲、社交媒體、明星文化都在和報紙爭奪注意力,而據NPR的首席執行官加里·奈爾所稱,30歲以下的人不讀報,而且年齡增長后也不會讀。

其二,報紙的商業模式走入窮途。平面廣告不斷下滑,數字廣告正在緩慢地彌補這個缺失,但數字廣告增長的速度趕不上平面廣告下降的速度。當然,廣告競爭的壓力 不獨報紙為然,面對互聯網,電視也在流失廣告。結果是,所有報紙都面臨大幅度的成本削減,因此犧牲的是新聞采編的力量。

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媒體到處擴散:博客,網絡報紙,搜索引擎,新聞集聚服務和社交媒體,導致了內容生產和複製的便利;這些都進一步推動了報紙訂閱和廣告的下降,而這反過來,又使得即使最嚴肅的報紙也只能生產少量的原創內容。

其三,報紙的成本結構完全不具備合理性。出產一份報紙是昂貴的。數據顯示,美國報紙平均下來,管理成本佔14%,紙張16%,印刷20%,發行9%,廣告開 銷14%,最後留給內容生產的只有27%。由此可以看到,近一半的報紙運營費用被用在物理生產過程中,而不是編採活動上。由此,當讀者越來越多地在網上獲取新聞,印刷出來的報紙註定會變得較為昂貴,成為一種利基產品,甚或是一種奢侈品。

一個沒有報紙的世界是怎樣的?

報紙的困境如斯,我們必須問報人一個嚴肅認真的問題:為什麼報紙是重要的?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沒有了報紙,人類社會將會損失哪些東西?梳理一下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有助於報人重拾在數字時代的自信。

首先,公眾所閱讀的嚴肅新聞,大多來自報紙。沒有人做過定量的統計,告訴我們報紙出產的新聞在整體新聞中所佔的比例。可是,隨機找些聰明人估計,他們說這個比例不會低於80%。

可能電視的影響力更大,但根據筆者在央視工作的經驗,電視記者常常是在報紙上找新聞。甚至是大家鼓吹甚力的新媒體,有多少博客妙筆生花的評論是建立在報紙提供的新聞上?雖然微博、微信、社交媒體的有用性毋庸置疑,但這些服務的用戶大多不會遵循報業的新聞標準。所以雖然新媒體有着海量的內容,但真正高質量的內容還是少而又少。

所以,這是報紙應該繼續存在的第一條理由:報紙挖掘新聞,其他人只是包裝新聞。報業的健康不是一個小問題,因為報紙是一種為其他媒體設定議程的媒體。

第二,報紙並不僅僅是信息的提供者。它們每天把世界以一種協調一致的方式組織起來,說句極端的話,辦得好的報紙,如果未能去讀上面的某一篇文章,就相當於失去了以另一個可能的角度看待世界、與世界發生聯繫的方式。

第三,與上一條相關,報紙是公共對話的場所。已故的詹姆斯·凱瑞常常喜歡提醒他的學生說,現代的報紙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就像美國憲法也是啟蒙主義時代的產物 一樣。對凱瑞來說,報紙的最重要之處,並不在人們所假定的客觀性、公正性之類,而在於它維護了公民之間的民主對話。這樣的對話是否能在網絡時代存活和光大,其實是個有爭議的問題。也正是為此,報紙體現着公民責任、社會公義和政治獨立的價值。

第四,報紙存在的理由還和它的從業者相關。多少人投身報業的時候,沒有懷着一種充滿使命感的職業熱愛?很多記者和編輯認為他們的作用是“安撫苦難者,折磨舒 適者”。許多記者認為自己最終是在為讀者工作--不是為了管理她/他的編輯、發行人、公司或是投資人,而是為了喜歡他們的寫作的讀者。我們都熟知記者為了 職業尊嚴而丟掉工作的故事。他們拒絕禁止他們出版的指令,也不願為了政商利益而出賣自己的良知。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對讀者保持忠誠。有時整個編輯部都會採取 如此立場。在互聯網上的公民記者,也有這樣的使命感嗎?

第五,對於看重自己職業的報紙記者和編輯來說,業餘分子殺入新聞場是不無憂慮的現象。他們威脅了職業標準,縱容了黨派的特別懇求,把謠言和醜聞偽裝成新聞。

美國記者海倫·托馬斯或許是過去五十年中最有名的白宮記者,她擔心專業新聞工作的衰退。“每個擁有一台電腦的人都認為他是記者。每個擁有一部手機的人都認為他是攝影師。”她認為這種趨勢是可怕的,

“因為你可能在還沒有意識到的時候就已經強迫性地破壞了他人的生命和名譽。沒有編輯。沒有標準。沒有倫理道德。我們正處在十字路口。在我那個時代,當你的媽媽告訴你她愛你,一個好的記者也會核查清楚。現在很多很有價值的報紙都放任自流了。這是一個危機。”

筆者羅列以上的報紙存在理由,是想追問,當報紙作為多元主義和自由言論的支柱坍塌以後,對社會的影響會是什麼?會有新的機制出現,取代報紙目前提供的準確、 平衡和高新聞標準的傳統過濾嗎?誰將會創造我們所期望的高質量新聞,特別是對於民主制度的健康發展極為關鍵的調查性報道呢?沒有報紙今天所提供的凝合劑, 我們的社會會變得越來越分裂嗎?對於關心獨立媒體在自由社會中的角色的人來說,這些都是其所面臨的最令人苦惱的問題。其中一個迫切需要回應的關切是,誰來做調查性報道。

誰來做調查性報道?

調查性報道有許多的定義,筆者在此處定義為:調查性報道意味着揭露那些被隱瞞的事實,這些事實要麼是身居權位的人有意隱匿,要麼是環境混亂導致它們偶然隱身,調查性報道就是要把所有相關的事項都向公眾曝光,並對此作出自己的分析。

在這種意義上的調查性報道,需要很大的投入,無論是在資源還是金錢方面;而且,這種報道容易引起法律糾紛,因而變得更為昂貴;最重要的是,所調查的都是為著公共利益但卻還沒被擺上公共議程的問題。調查性新聞的作用是,讓那些還沒有暴露在公眾面前的問題見光,追問權力應負的責任,不管這種權力是處在地方、國家 還是國際層面。

調查性報道與權力息息相關,毋寧說,它是對於權力的一種分析。在對權力說出真相的過程中,它可以激發有益的公共討論。調查性報道也和公共利益密切相關:這些報道揭露或者發覺了罪行、腐敗、反社會的行為和不公正嗎?它們拆穿了個人或者組織的虛假、虛偽和有意誤導的聲稱嗎?它們是否捍衛了公眾的健康和安全?它們 披露的無能、疏忽或失職影響了他人嗎?它們暴露的危險或剝削行為可能損害他人嗎?

詹姆斯·麥迪遜在200多年以前寫道:“自由檢視公共角色和措施的權利,人們之間自由溝通的權利......已經可以被認定為構成了對其他權利的唯一有效的保障。”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大眾媒體,特別是報紙,履行了這樣的角色。可以肯定,很多報紙仍舊揭露腐敗並曝光當權者希望保持隱秘的真相。但是不幸的是,調查性報道成為一枚榮譽徽章,越來越難以維持。調查政治家、政府機構或者公司的不道德行為是一項非常昂貴和耗時的實踐。費用包括一整個團隊的記者和研究人員的薪水, 幾個月的研究,多次的採訪,以及有時候頻繁的遠距離旅行。不僅如此,它還可能帶來很多無法預計的風險(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雖然投入很大,但回報無法保障,好的調查性報道不一定能帶來大量的讀者。無論從哪方面來看,調查性報道都是一種昂貴的新聞形式,而且是勞動密集型的。

由此,只有經濟上健康、資源豐沛的媒體才有能力從事調查性報道,而這在報業面臨如此巨大的經濟挑戰之時,幾乎是一種奢侈。當預算非常緊張的時候,調查性報道經常成為首先被削減的項目。

調查性報道的出路

很明顯,迅速發生的經濟、技術和行為方面的變化給調查性報道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問題在於,如果報紙不能夠做這種工作了,那麼誰來做呢?調查性報道在互聯網時代的命運轉變,取決於新聞機構是不是能夠發現某種商業模式,從而掙到足夠的錢,來養活這顆新聞皇冠上的明珠。

很多有識之士在探討多種多樣的調查性報道的出路。下面來作一些具體分析,看各種路徑的特點和可行性。

一、大的新聞機構仍然需要調查性報道的品牌

路透社新聞研究學院的大衛·萊維甚至認為品牌需要構成了調查性報道的主要模式,因為大新聞機構要維持自己身處新聞最前沿的形象。的確,不斷推出高質量的調查 性新聞仍然是許多新聞機構品牌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人們獲取新聞和時政內容(包括調查性報道)的方式在今後五到十年內會發生很大變化(主要是由於各種 不同媒介設備的融合),但它並不會決定性地改變調查性內容的類型。相反,信息出口的增多意味着新聞機構可以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價格把調查性內容推廣給不 同的受眾。

至於說商業模式,也會有不同的組合,比如,印刷的報紙,由於生產成本較高,可能會以比在線版更高的價格出版和銷售;而在線內容也可以實驗不同層次的收入手 段:有的完全免費,有的需要訂閱,有的可以憑微支付購買單篇文章;數字內容還可以根據不同的載體定製,比如手機、平板電腦和電子閱讀器。當然這些實驗並不 容易,但它們在給傳統的商業模式造成威脅的同時,也打開了報紙以不同方式向讀者分發有趣翔實的調查性內容的可能性。

在調查性報道的黃金時代,可能有專門的團隊開發專門的欄目。今天,伴隨着經濟上的壓力和信息消費習慣的轉移,專有的大型調查團隊似乎沒有新聞機構能夠承受得起了。然而,這並不等於記者不能夠單槍匹馬或者作為小型的靈活多樣的團隊的一份子去發現重要問題。

二、對新聞的公共補貼

其實,對於BBC這樣的新聞機構來說,它的調查性新聞就是公共資助的對象,因為公共電視是靠政府撥款和收視許可費支撐的。對於報業來說,如果政府安排減稅政策,也是一種公共資助。例如,美國國家稅務局願意准予豁免非盈利新聞機構(詳見后)的稅務。

有人主張,新聞如此重要,它應該像國家安全和教育一樣成為公共政策的優先考慮對象。一些人甚至建議報紙應該成為政府救援的候選者,同日益衰落的金融機構一樣。然而,美國聖心大學(Sacred Heart University)2009年9月的一項調查顯示,即使64%的人相信良好的新聞業能夠保證一個健康的民主制度,10個美國人中就有8個反對任何花費稅收收入來援助衰退的報業的計劃。

報業當中也有很多人對政府救援持懷疑態度,因為政府的直接支持會影響媒體的獨立性。世界知名的報紙《衛報》以獨立著稱,其重要原因,就是因為該報是由斯科特信託基金會(Scott Trust)所有的,可以說《衛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老闆,記者和編輯享有絕對獨立判斷的權利。

斯科特信託基金會的章程規定,《衛報》不屬於任何家族或個人,報紙不得為謀求所有權人或股東的私利而改變立場,不允許把報紙賣給任何個人或財團,辦報盈餘必須全數投入報紙的經營,使品質得以提高。基金會由10位理事負責管理,理事組成除了原來斯科特家族的一些成員外,還包括《衛報》的主編以及一些高層管理人員,他們不能從基金會獲取經濟利益,不拿工資。他們的唯一責任,就是確保《衛報》繼續生存下去,並確保其獨立路線不會改變。

1992年,信託基金會又進一步以文字的形式明確其宗旨:保證《衛報》財政和編輯上永遠的獨立性;成為一份全國性的、不從屬於任何政黨的報紙;始終監守其自由主義傳統;成為一個管理高效、經營有方、以獲利為目的的企業。在這種獨特的所有權體制下,報紙主編的盈利壓力相對較低,而且由於沒有一個強大的老闆在背後指手畫腳,報紙在確定重大報道的立場上可以通過一種相對比較民主的方式,能夠保持獨立的聲音。基金會對編輯記者的要求只有一條:“竭力維護本報一貫的精神。”

正是為此,斯科特信託基金會的主席麗茲·佛甘警告政府不要插手調查性報道,“政府對調查性報道的直接補助聽上去是個自相矛盾的說法”。

三、慈善事業

調查性報道目前還不能作為一種慈善事業來看待。然而,一家慈善機構如果想運營報紙,有兩種主要辦法:一是持有報紙,並加以管理;二是可以擁有一家非慈善的公司的股份,由這家公司來運營報紙。

如果調查性報道被視為是為了慈善的目的,那麼慈善立法必須作相應的修改。近來,把調查性報道當做慈善事業的呼聲漸高,即它就像博物館、教育和環保一樣,需要公共保護。

四、非傳統資助方式

一些人指出,保護好的新聞業和調查性報道的方式是通過一個類似於NGO的模式。美國國會正在考慮立法允許報紙變成非盈利組織,以此使它們成為免稅捐贈的接受者。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出版物的使命能夠被更穩固地設定,免受股東和商業回報的要求。

非傳統資助方式也可能是多樣化的,其實上文提到的慈善機構的資助,本身也是一種非傳統資助方式。資助方除了NGO,也可以是大學這樣的機構。其所資助的調查行動的結果,可以刊登在網上或是其他分發渠道。

有關非傳統資助方式,一個知名的例子是美國紐約的ProPublica。它是一個為公眾利益而生產調查性報道的在線、獨立、非盈利的新聞工作室。 ProPublica的曼哈頓新聞工作室有32名記者,接受由桑德勒基金會(Sandler Foundation)和其他一些慈善機構提供的核心的、多年承諾的捐助。它出產的很多新聞都獨家提供給傳統的新聞組織,免費出版或廣播。在2009年, 網站與38位不同的合作者一起出版了138個這樣的故事。在2010年4月,ProPublica 記者謝利·芬克(Sheri Fink)獲得了普利策新聞獎,這篇報道講述了“在卡特里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的洪水隔絕的醫院裏,筋疲力盡的醫生在生死攸關的時刻作出的一個緊急決定”。ProPublica與《紐約時報》合作完成了這篇報道。

那之後,該機構於2011年再次斬獲普利策獎。執行編輯斯蒂芬·恩格爾伯格認為,既然調查性新聞報道開銷過高,已經無法通過廣告投入的商業模式來維持運作,那麼這就應該被當成一種公共利益。由於美國素有慈善傳統,這種趨勢在進一步擴展。一家位於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的新聞智庫J-Lab估計,從2005年以來,美國的基金會至少為非盈利新聞事業投入了2.5億美元。

另一個例子是英國倫敦城市大學附屬的調查新聞社(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它由大衛和艾琳娜·波特基金會(David and Elaine Potter Foundation)拿出200萬英鎊資金支持,其執行主編伊恩·歐佛頓如此定義自身:“我們是英國第一家非盈利的調查記者社。我們大致基於美國的 ProPublica模式,只不過它是免費散發內容,而我們接受傭金。我們和所有的全國性報紙一起工作,自從2010年4月以來,我們總共完成了26個封 面故事,獲得過大赦國際獎和湯森路透獎。”這些故事中包括巴基斯坦的無人機襲擊報道,它揭穿了中央情報局關於沒有平民在這類襲擊中身亡的謊言,在美國產生了巨大影響,最後登上《紐約時報》封面,並引發美國人的激烈討論。

非盈利性新聞機構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保障投資來源的可持續性。很可能未來的非盈利性新聞機構會形成混合的收入來源,既接受資助,也銷售廣告,也向用戶收費。

五、專門性的NGO

某些NGO也開始僱用調查記者展開專門領域的調查。NGO有財力也有耐心,它們雇的記者經驗豐富,專業性強,出產了很多優秀報道,這些NGO因而可以在媒體上做到先發制人。有人擔心NGO各有自己的鮮明立場,想要借報道傳遞給公眾,因而它們出產的新聞或許不夠中立。但也有人辯護說,如果NGO將其資助的調查性報道放在自己的網站上,它們一定會在意名聲,因為調查性報道是否站得住腳與它們名聲的好壞息息相關。

六、成功的新媒體的救援

2009年,以信息集聚著稱的《赫芬頓郵報》建立了調查新聞基金(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Fund),由《郵報》和幾個大基金會支持,每年的預算是200萬美元。2011年,該基金同美國最大的調查性報道機構之一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合併。

這是一種創新的非盈利/盈利的混合物,試圖填補因很多報紙調查性部門的關閉而產生的空缺。它也為那些被解僱或者被迫提前退休的成熟記者提供新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由《赫芬頓郵報》的調查新聞基金產生的故事可以被任何人免費出版。

《赫芬頓郵報》的總編阿里安娜·赫芬頓說,調查新聞基金的目的是建立一種調查性報道的混合模式--在一個大型出版平台上搭接一個非盈利新聞中心。在她看來,基金的創立秉持這樣的理念:“常常是在事情惡化的情況下重要的新聞才會出爐,比如伊拉克戰爭和經濟危機。我們需要更多的在災難降臨之前就披露事情的新聞。”

調查新聞基金希望更好地利用互聯網。創始人之一尼克·派尼曼說:“互聯網是未來的電視頻道。”調查新聞基金的網站儘可能多地使用視頻和多媒體手段。高級編輯克里斯汀·斯波樂說:“我們每天早晨起來思考的都是,如何用最好的多媒體方式來報道一條新聞?”大約30%的新聞具有視頻因素。這樣做的目的是吸引那些 “想看新聞、但不一定讀長長的報紙故事的讀者和觀眾”。而且,很重要的是,視頻必須是哪怕在iPhone上看都很乾脆利落,因為30歲以下的年輕人“用所 有可能的方式”使用智能手機,包括跟新聞、讀書和看視頻。

挑戰在於,如何混合利用文本、視頻和幻燈製作新聞,同時最好地利用公民記者。公民記者的作用是提供拼圖中所缺少的那一塊,時常是記者都不知道自己在尋找哪一塊。

七、公民新聞的助力

最後我們來說一下公民新聞。對於一些人來說,“公民新聞”是一個矛盾詞,公民不可能是好的新聞生產者。很多專業的編輯記者渴望回到舊時光,那時主要的報紙決定什麼新聞是“適合刊登”(fit to print)的,並且幾百萬讀者都相信報紙的判斷。現在,通過網絡,你得到“一切新聞”(all the news),不管它適不適合刊登。對於像安德魯·基恩這樣的懷疑者來說,這種民主化創造了一個問題,即一大堆平庸的人聚集起來,驅逐好的東西並困擾消費者。在他的《業餘拜物教:今日互聯網如何扼殺我們的文化》(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一書中,基恩指出用戶生產的內容正在破壞新聞業以及整個社會。對於基恩來說,“在內容的創作者和內容的接收者之間層級越多越好,因為那意 味着更多的編輯、修正和改進。”

光譜的另一側是樂觀者們,他們是“別擔心,終會真相大白”一派。科迪·布朗指出人人都處在分佈式網絡中,這將在維護質量方面比傳統媒體做得更出色。他說: “新聞是重要的。它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把它交給市中心某間辦公室中的一群人是並且一直是非常不負責任的。”這話當然是化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曾經說過的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戰爭太重要了,不能單由軍人來決定。”

社交媒體這樣的新技術應用,無論是在通信手段上,還是在獲取信息的能力上,都對調查性報道產生了重要影響。記者由此得以更廣泛地聯繫全球性的消息源。今天信息唾手可得,但在過去可能意味着極為困難和漫長的歷程。然而最重要的改變不止於此。在記者利用社交媒體廣泛散播其所發現的信息的同時,其他人有機會幫助記者做好調查性報道。新聞因此變得更像一場對話:發表的新聞不是最終產品,而只是產品的第一版,人們不斷地幫助記者改進它。

儘管公眾不想用他們的稅收來幫助報業,很多人卻願意積極地幫助報紙創造一種高質量的產品。看看英國《衛報》在2009年英國政治家費用醜聞事件當中所做的事情。《衛報》的競爭對手《每日電訊報》每天都在頭版上揭露那些駭人聽聞的有關選舉獲勝的官員站不住腳的花費。作為對公眾憤怒的回應,政府宣布在線公開超過 100萬份掃描的文件和收據,而這是足以淹沒任何新聞機構的數據海嘯。

《衛報》深感落後於《每日電訊報》的搶先報道的恥辱,它開始請求讀者幫助篩選這100萬份文件,並找出仍未被披露的瀆職行為。報紙的網站上開始運行一個開源軟件,允許讀者一個個檢查記錄並把收據用四種方式歸類:“感興趣的”、“不感興趣的”、“感興趣但是已經知道的”、“調查這個”。超過兩萬名讀者做出了貢 獻。17萬份記錄在80個小時內就被檢查完畢。《衛報》在頭版設置了一個進度指示器,讓研究者分享一個共同的目標。隨後,它又開發出一個業績最佳志願者的名錄,這進一步為志願者增添了動力。當《衛報》為每一個收據都配發了一幅下議院議員的照片時,讀者的反應驟升。報社甚至從亞馬遜租賃了便宜的服務器空間來 處理最初的雪崩式的的關注。報紙最後的現款支付:少於150美元,成本低而收效大。這種創新幫助報紙與它的讀者建立了一種更為融洽的關係。結果就是,在數字時代,調查性新聞不需要變成一種犧牲品。實際上,創造性地思考如何進行傳遞的新聞機構,有辦法比任何時候都能傳遞更多的調查性新聞。

 

本文轉自鈦媒體

此文章為轉載,不代表IBTimes中文網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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